青铜，指铜与锡的合金。我国使用青铜制作器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以前，然而我国青铜器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还要算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特别是西周的青铜器具有数量大、种类多、造型复杂、铭文史料价值高等特点，尤为人所乐道。了解一些青铜器的知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我国的古代文明，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关中地区出土西周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原因

商代晚期，我国制造青铜器的技艺便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939年在河南省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通高133厘米，重875公斤，是现存最大、最重的商代青铜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周武王灭掉了商王朝，从此，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便移到了关中中部的丰、镐二京。

据史书记载，周武王十分重视继承殷商的文化传统，他曾在战俘中挑选出大批懂得采矿、冶金、铸造技术的工匠，将他们迁居到丰、镐二京，发展西周的手工业生产。周武王还下令对手工业工匠采取保护措施，不得任意杀死他们。这些措施，使得西周的青铜器文化更为发展。关中地区也自然成为我国西周青铜器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地区。

许许多多著名的西周铜器都先后在关中出土，象清道光年间出土于宝鸡的虢季子白盘，长130.2厘米，宽82.7厘米，高41.3厘米，是迄今所见最大的西周青铜盘。1976年出于临潼县零口的周武王时期的利簋，是至今发现有确切年代记载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在周原地区，更有集中于窖藏中的大批西周青铜器不断被发现。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岐山县任家村发现的一处窖藏，出土青铜器竟达120余件。其中的毛公鼎，器身上刻有197字，是现存最长的铜器铭文。1976年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窖藏“微史”家族铜器群，共计103件，是我国解放后出土的数量最多的一窖青铜器。其中的史牆盘铭文，共284字，是解放以来所发现的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

建国以来，在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已达三千余件，其中的礼器和乐器，仅有铭文的即达六、七百件。这些有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又大部分出自关中地区，特别是在西周的统治中心丰镐、周原及其邻近的一些地方，先后出土已逾四百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是世界上出土和保存青铜器最为丰富的国家，而陕西的关中地区，又是国内之最。

二、西周青铜器的主要种类

各式各样形体迥异的西周青铜器，按照它们的用途，大致可以分为八类。一是烹饪器，包括鼎、鬲等；二是饮食器，包括簋、豆、孟，盨、簠等；三是酒器，包括尊、卣、壶、盉、角、觥、觚、瓿、斝、觯等；四是水器，包括盘、匜等；五是乐器，包括饶、钟、钲、铎、铃、錞子、鼓等；六是工具和农具，工具包括斧、凿、刻镂刀、削、锯、键、锥、钻、钓钩，农具包括犁铧、铲、镢、锄、镰、锛等；七是兵器，包括戈、矛、钺、戟、刀、剑、镞等；八是车马器，包括衔、轭、镳、毂、銮、当卢等。

可以看出，青铜器的使用，已经渗透到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怪历史学家把使用青铜器最为广泛的奴隶制社会又称为“青铜器时代”。

三、鼎与钟的用途

在这些形形色色具有不同用途的青铜器中，我们想简要介绍一下鼎与钟。鼎在西周时期作为烹饪器用来烹煮肉类，作用相当于今天的锅。形状多为圆腹双耳三足。在西周奴隶主进行朝聘、征伐、祭祀、宴飨、婚冠、丧葬等活动举行礼仪时，鼎作为礼器被陈列于殿堂之上或宗庙之中。

据史书记载，西周的用鼎制度相当严格，按照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其余“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臣下越制便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因此，这种按规定组合起来的“列鼎”有标志身份等级的特殊意义。周天子所用的九鼎，代表着天下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九鼎，是中央政权的象征。国都在哪里，九鼎就安置在哪里，所以我国古代把定都称为“定鼎”，后来又引申为建立新政权。正因为九鼎是最高政权的象征，当东周时代王室衰微，列国强大之际，楚庄王就曾经向周定王的大臣王孙满打听九鼎的大小轻重，以此来表露自己取周天子而代之和称霸中原的意图。后来人们就把觊觎政权的企图和行为称为“问鼎”。

钟是西周中期开始盛行的一种礼乐器，按照造型可以分为三类，即甬钟、钮钟和镈钟。钟在使用时以大小相次成组悬挂，称为编钟。编钟的数目可以有几个、十几个，甚而有几十个的，各有不同的音阶、音准。有的大钟单独悬挂作为定音之用，称为特钟。达官贵族们为了炫耀富贵，连平日吃饭也要列鼎而食，鸣钟佐餐，“钟鸣鼎食”这个成语，就是用来形容这种豪侈排场的。

一些最有名的大钟，同鼎样被视为社稷重器，随着改朝换代而千里搬迁。如周景王铸的“无射”大钟，原在周都洛阳，以后秦迁咸阳，汉迁长安，晋迁建康，隋又迁回长安。可惜这件传世千年的国宝后来被隋文帝以“多为妖变”的罪名下令销毁了。由于鼎和钟在西周青铜器中最富有代表性，所以人们习惯于把青铜器铭文通称为“钟鼎文”。

四、青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

西周各种类型的青铜器上面，经常铸有篇幅长短不等的铭文。这些铭文，有的可以印证历史事实，有的可以填补史书的空白、修正史书的错误，在研究西周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土地制度、民族关系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临潼县出土的“利簋”铭文，记载了周武王灭商的确切时间是在甲子日那天的早上。1976年扶风出土的一件铜方鬲，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烹饪器身，下部为一炉膛，有可以开闭的两扇炉门，在门边铸有一个受过刖刑、失去左足的守门人。据文献记载：“刖者使守囿”，是说受过刖刑的丧失了强体力劳动的条件，就用他们来守门。这一铜鬲，以实物印证了古文献的说法，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西周社会奴隶们悲惨命运的图景。

西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我国史学界历来有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两种对立的意见。西周青铜器铭文提供的史料，有力地支持了奴隶社会说。如岐山县出土的“大盂鼎”铭文，记载了周康王一次赏赐给贵族禹的奴隶达一千七百多名，其中包括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养马赶车的奴隶和管家的奴隶。在扶风出土的“大克鼎”铭文中，记载了周王将臣妾等奴隶连同土地一起赏赐给贵族克的内容。传世的“曶鼎”铭文，记载了五名奴隶的身价只抵一匹马加一束丝。这些都说明了西周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奴隶，他们担负着主要的社会生产劳动，他们可以被奴隶主当作牲口一样的买卖，甚至作为殉葬品随意被杀死或活埋。

西周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奴隶主国家所有制，奴隶主贵族除有权支配自己封地上出产的收获物外，没有土地所有权。值得注意的是，西周中、晚期的一些青铜器铭文里，记录了西周土地制度变化的情况。例如，岐山出土的西周中期的“卫鼎”铭文，有执政大臣们同意贵族邦君厉租给裘卫四百亩田的内容。西周中期的“格伯簋”铭文，有格伯以良马四匹换得三十亩田的内容。西周后期的“散氏盘”铭文，记录了仄划田移付给贵族散氏所订的契约。土地的出租、交换、转让这些新情况的出现，说明随着西周奴隶制度的逐渐衰落，封建制的萌芽已经开始在奴隶制社会内部孕育和生长。

五、结束语：

对于青铜器铭文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来说，以上的介绍灵能说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如果你因此而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请你不妨去参观西安、临潼、咸阳、宝鸡、扶风、岐山等地的青铜器陈列馆。当你步入这些陈列馆中的时候，你会感到犹如置身于一个伟大的历史书林之中！面对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青铜器，你会感到这里面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知识宝藏。

在你俯下身，仔细研读青铜器器身铭文的时候，你一定还会发现，在这些凝重结实、古朴浑厚的青铜器上面，有的铸着目射凶光、贪食饕餮的面形，有的铸着张口卷尾、独角单足的夔的身姿，铸龙以蜿蜓舞爪，铸鸟以翘冠展翅，铸蚕则卧桑而食，铸蝉则振翼欲鸣，这些西周青铜器上最常见的动物纹饰，神态各异，形象逼真，大有脱壁而出的趋势，给人以强烈的艺术质感。它们的存在，更加烘托显示出青铜器主体的造型美。

亲爱的读者，当你细细地摩挲、品评、欣赏这些沉雄而典雅、庄重而富丽的西周青铜器时，当你在这些闪烁着灿烂光芒的祖国瑰宝之间流连忘返、深深陶醉的时候，你一定会由衷地感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是多么聪明而有智慧，勤劳而富于创造力！你一定会打心眼里发出这样的呼声：我爱你，古老文明而又重新焕发着青春活力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