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良揭秘：清末大学毕业证印章的历史渊源

河南大学文物馆珍藏着一件清宣统年间京师大学堂颁发给杜福堃的毕业证书，该证书保存完好，字迹依然十分清晰，泛黄的纸质诉说着其已历百年的沧桑岁月，实为难得一见的文物珍品。

该毕业证书宽64厘米，高54厘米。文凭四周，分别印着两条浮游云际的龙形图案，组成镶边，并有“京师大学堂”五字分嵌其间。证书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部分，自右始，首先印着一道慈禧“懿旨”，乃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颁布，开端用慈禧尊号全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全文800余字，系手写石印，其大体内容为：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成法创设各等学堂等，大意是不准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纠众、立会演说等事”以及对违禁者的惩处措施，还明确了“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礼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的办学方针，赋予了府尹、督抚、提学使乃至学校教员、管理员的管理职责。最后规定：“此旨即著管学各衙门暨大小各学堂一体恭录，一通悬挂堂上，凡各学堂毕业生文凭，均将此旨刊录于前，俾昭法守。”可以看出，晚清王朝迫于形势，欲利用改良主义的教育手段，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迫切愿望。圣旨左侧是一则关于颁发该毕业文凭的情况说明，原文如下：京师大学堂为给发文凭事照得本学堂师范科学生三年毕业经本学堂按照所习学科分科考试并将历期历年考试分数与毕业考试分数平均核算今考得第三类学生杜福堃年二十岁系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总平均分数在七十分以上相应给发毕业文凭。再向左，证书上详细列出了该毕业生在校期间所修学科名称（包括人伦道德、经学、中国史、心理、图画、算学、物理、化学、教育、体操等）、分数，以及各科的教员（林纾、法贵庆次郎、饶橿龄、钱葆青、服部宇之吉、高桥勇、氏家谦曹、西村熊二、臺树仁等），并统计了六学期的总分数及平均分，其末给出了“总平均分七十九分三厘八”的终评成绩。最左侧是落款部分，有时任总监督刘廷琛的签名，其后注明“右给师范科学生杜”，颁发日期为“宣统元年月日”，其上盖有汉满文对照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关防”红色印鉴。

至于该毕业文凭的获得者杜福堃，历史文献中系统的记载资料十分稀少且零散，笔者经过多方查阅与收集，如果不是同名同姓，则杜福堃的简单履历如下：自1916年起，先后担任过江苏省第一商品陈列所所长、川沙县知事、江苏省第五场场长、南汇县知事、江阴县知事、江浦县知事等职，1924年以甲等第二名的考试成绩入职江苏省政治研究所。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月，北京清秘阁南京分店初版由杜福堃和陈迺勋合纂的南京方志《新京备乘》（三卷本，全一册），对研究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南京史地颇具参考价值。

不过，该毕业证书还同时验证了一段有趣的史实。

证书的右上角有一竖行红色小字，经仔细辨认，是为一处“中央学会事务所验讫”的印章。那么，为什么一张京师大学堂的毕业文凭需要如此验证？

原来，1912年8月10日，袁世凯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其第二条规定，参议院议员由省议会各选出10名，另有蒙古27名、西藏10名、青海3名、中央学会8名、华侨6名。同日公布的《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第五章为“中央学会”，规定中央学会参议员名额（8名），选举人以中央学会会员充之，但被选举人不以该会会员为限。可见，民国之初，袁世凯为了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尤其是知识阶层的支持，煞费苦心地特别重视中央学会的设立。1912年11月29日，袁世凯政府进一步公布十八条的《中央学会法》，其中第一条规定：“中央学会直隶于教育总长，以研究学术、增进文化为目的。”而关于会员资格，该法规定，由国内外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之间互选。从《中央学会法》可以看出，中央学会在当时是直属教育部的学术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科学研究，推进学术及文化发展，其性质类似于近代国家的科学研究院，但是因为其对于入会者要求并不高，况且作为学会普通会员仅是兼职，而非专职研究人员，故无薪酬，这又与民间普通学术团体类似。到1913年3月19日，袁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中央学会互选细则》，规定了互选事宜的有关程序、手续、方法等，诸如：“中央学会会员之互选由中央及各省举行之。”“在国内外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应于互选日期布告后20日以内呈验毕业证书”，“住居北京者送教育部审查，住居各省者送该省教育司审查，合格者列入互选人民册”，互选时用教育部（在京者）及教育司（在各省者）发给的投票纸以记名方式投票，互选后的投票纸须呈送教育部，由教育部汇总票数，“凡得票五十票以上者为当选”。当选后由教育总长给与当选证书。等等。同日，教育部发布第14号布告，“兹定于四月二十二日为中央及各省举行中央学会第一届互选日期。”从此，互选开始了有步骤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教育部拟定了选举手续四则，如在教育部设立选举事务所、住北京者文凭交教育部审查、外省者呈各省教育司转达教育部等。3月23日教育部发布《中央学会选举事务所通告》，规定从3月25日至4月21日为收验文凭之期，合格选举人员可于上午10时至下午4时携带毕业凭证到选举事务所呈验。此通告又在《政府公报》4月1日至4月4日以广告的形式连续刊登。杜福堃宣统元年（1909）从京师大学堂师范科毕业，自然符合入会要求，当时他也获悉了中央学会选举事务所发出的验证通告，于是在1913年3月25日至4月21日之间的某一天携带自己的文凭前往验证，并经核验合格，所以才在其毕业证书上留下了至今仍清晰可辨的“中央学会事务所验讫”印记。

中央学会在当时是为促进学术、发展教育而设，于国于民本是一件极好的事，但因互选资格的激烈争吵、教育总长陈振先的失当行为、以及诸多客观现实原因，致使在学界竟酿成了轰动一时的风波，并最终使中央学会胎死腹中，也因而，杜福堃的文凭核验、入会互选自是无果而终。

尽管如此，这张保存完好的清代大学毕业文凭无疑见证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同时又以其独有的印记承载着中国学术近代化的蹒跚步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