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在讲唐、宋印时,拐了一下弯,引入了浙派宗师丁敬的篆刻,这一篇,我们接着说实用印章。本篇着重讲实用印章的式微期,即辽、西夏、金、元、明、清明期的实用印章,说这个时期的实用篆刻进入式微期,是因为它样式单调,其本上只有叠印和押印,并且,这两种样式,对于篆刻的借鉴意义相对比较微小。
实际上,实用印章在唐宋时期已进入式微期,只是到了在辽、西夏、金、元、明、清时期,这种衰微表现的更为明显。
从北宋时期开始,实用印章上的篆文开始以笔画曲折来达到填满印面的效果(原因我们前面讲过了:1、印章越来越大,2、朱文印,文字笔画无法过粗),这形成了一种后世称为“九叠篆”的印章专用文字。
“九叠篆”通常我们又称为“叠篆”,这里的“九”并非真正指其笔画曲折的准确数目,只是以“九”来表示“多”的意思。实际上,这种“叠篆”到了明代才真正有了九叠之数,甚至在当时,还以笔画叠数的来表示官秩的高低。
可以举南明政权的一方官印来了解一下叠篆的效果,如图:
这方印的印文是“亲军侍卫将军随征四营关防”,注意观察每一个字,几乎笔画都存在“叠”的处理。其实,这些叠篆都源于宋代叠篆,此后,各朝各国的官印,甚至官印中使用多种民族的文字,仍然受到了叠印的影响,成了“叠印”。我们称之为契丹叠篆、西夏叠篆、女真叠篆、八思巴文叠篆、满文叠篆等,如图:
这两方是辽官印,辽由契丹族建立,他们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他们的官印文字,既有汉篆(当然,用字并不规范),也有契丹文。显然,契丹文也为了适应印面作了盘曲调整。
这两方是西夏官印,西夏也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官印文字排汉,仅有篆化了的西夏文,没有汉篆。如果留心,就会发现,其实,它也作了文字笔画盘曲。
这两方是金官印,金是女真人建立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女真文字,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采用汉篆制作的官印,有学者考证,金官印,既有女真文叠篆,也有汉篆叠篆,甚至在早期,他们还用契丹文叠篆制作官印,不过,不论用哪种文字,笔画几乎全部都作盘曲处理,仍属于“叠篆”一类。
这两方是元代官印,元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字八思巴文,有意思的是,元官印中既有大量的八思巴文印,也有大量的汉篆文印。也就是说,元代官印,入印文字同时采用蒙古八思巴文和汉篆文,明确的一点是:入印文字笔画都进行了明确的盘曲。如前所说,也是“叠篆”。
明代,政权是汉族的,因此,入印文字当然是汉篆,只是,文字的盘叠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们看,第二印那个“妃”字,目的简单,就是为了让笔画填实印面空间。
清代已是满人政权,因此,在清代官玺中,文字和书体既有满文篆书又有汉篆。甚至这些篆文共同出现在同一方印中。
叠篆在明清之后,被人们发展到极致,在印面呈现极致的完美工艺性,但这种填塞式的印文处理方法,却造成了印面审美方面的呆板和沉闷。是以,这些“叠篆”为印文的印,对于后来篆刻艺术的借鉴意义已几乎丧失殆尽(但也有工稳流派一些追求安静娴雅印风的作者仍从中汲取营养,学习它们的极致工艺性)。
所以,我们在谈及篆刻史时,实用印章往往只从上古谈到唐宋,而文人篆刻却从宋代开始谈起。
谈实用印章,说唐宋以前;谈文人篆刻,从宋代开始。——这几乎成了印人共识。
我们现在谈及“押印”,往往只说“元押”,因为它太有名了,但实际上,花押始于五代时的后周,明代陶宗仪《辍耕录》中记有:
周广顺二年(952)平章李榖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用,据此则押字用印之始也。
实际上,到宋代,民间手工业中,押印已被广泛使用。押印的存在,多用于商业来往中的防伪用途,押印中的文字或图案并不一定有特定的意义,往往只是为了在某些细节上避免作伪,消除或避免商业来往中的诈伪现象。如宋代的押印:
宋代历时300多年,当时中国北方的辽、西夏、金三国与北宋、南宋之间连年战争,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相掺杂、融合,这种方便的印章样式自然而然地流传开来。
这种押印,到了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更加流行起来,原因很简单,蒙古人对汉字不够熟悉,他们不能很好的使用汉字,但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却更多是汉人,在需要签署文件等商业来往过程中,他们大都不能用笔来作汉字画押,因此,他们选择了更方便的方式,就是押印。因此,“元押”成了最为著名的印史现象,也成了典型的篆刻样式。让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图案押还有很多种,比如外形如葫芦、琵琶、钟鼎、桃子、兔子、花瓣、鱼等等的押印,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了。但元押中最经典的押印如下面这种样式:
这种经典样式,上面一个单字行书或楷书,下面一个花样,即一字一花印,单字押印是元押印中传世最多的一种,同少量的多字押印比较,这种押印的样式生动而有趣。因为是单字,这个字的笔画就有了更多的变化空间,其参差、纵横、长短、挪让等样式选择,都是多字印无法相比的。
押印的样式,也为后世篆刻家所使用,如赵之谦:
下一篇,我们将从实用印章转入文人篆刻了。
(【篆刻的骨头】之13,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版权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