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饰演变：揭秘中华文明的足迹

作者：曾卫胜

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珠子的运用贯穿始终，是所有出土物中最为常见、数量最多的器形，但对于这种蕞尔小物，我国学术界一直未给予足够重视。从珠子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珠子功能非常丰富：审美、等级、财富、宗教等，蕴含多重历史文化信息，是探索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物质媒介。

由湖南省博物馆组织、喻燕姣研究员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研究课题《湖南出土珠饰研究》，从湖南出土器物中选取“珠饰”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湖南乃至中国珠饰发展对中华文明的特殊作用。对“珠饰”的专题研究，在中国学界尚不多见。这是第一部对一个省域出土珠饰材料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具有里程碑意义。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以考古学、历史学为基础，结合运用现代科技检测鉴定和工艺研究，综合多学科、多角度，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美学、工艺学等众多学科中汲取思路和方法，从湖南省出土的数万件珠饰文物中梳理研究对象，进行多维度的分析研究，以时代发展为经、以文化内涵为纬，图文并茂、既有微观分析、又有宏观论述，既有丰富的资料、又有精辟的学术观点。

人类对于物质世界即材料、材质的接触、发现、了解、利用与驾驭，首先是据其美的本质加以拥有和发挥，就像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所说的“格物致知”,实际上就是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认知过程，对某个个体到某类物质的接触、发现、了解、利用、驾驭、征服。人类对材质的认识与利用，是人类文明的足迹，是人类探索自然、发展自身具体表现。读《湖南出土珠饰研究》一书，可以很清晰地看见这样的脉络，理解中华文明从石——玉——玉器——玉文化的发展脉络的历史性，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博大、温和与谦逊、坚韧与刚毅、传承与创新的必然性。

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湖南省的出土珠饰，从彭头山—大溪文化到明清时代，贯穿整个中国珠饰文化的发展足迹。湖南出土珠饰的数量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魏晋之前时期，也就是楚国和秦汉时期。湖南地区是楚国的腹地，楚及秦汉时期大量吸收运用楚文化，珠饰的文化表现力、文化传播力为楚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重要的是，本书通过对玻璃珠和饰花玛瑙珠的专题研究，深入探讨了战国至汉代中原与西方、东南亚、南亚及西亚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对当下的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及对湖南在“丝绸之路”交通史上所起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历史资料价值和现实参考价值。

玻璃在古罗马、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印度等都十分发达，作为工艺品、日用品大量交易。战国时期的楚墓出土了众多仿玉风格的玻璃器，如环、璧、璜等，尤以湖南地区楚墓出土的数量和品种较多，长沙楚墓出土的玻璃璧达80多件。一般认为，西亚的玻璃工艺早于中国，而且在战国、秦汉时代大量流入中国。湖南出土了大量战国秦汉时代的玻璃器物，既有来自国外的“蜻蜓眼”式玻璃珠、色彩丰富的各色素面玻璃珠，也有本土自制的含铅、钡成分的玻璃珠等。国外玻璃器的传入，促进了湖南地区玻璃生产加工业的发展，湖南地区是古代玻璃生产加工中心，玻璃也是楚文化的特色载体。

饰花玛瑙珠是人工改色的，中外学者多认为是来自南亚、西亚地区，湖南地区出土了两汉至唐代的80多件饰花玛瑙珠，作者认为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进来的，而且倾向于是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无论是玻璃珠的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陆路），还是饰花玛瑙珠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无疑都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物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喻燕姣研究员及其研究团队独具慧眼，善于创新，通过对湖南出土珠饰的深入研究，以点带面、多学科、多角度探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书从不同质地珠饰的发展轨迹，探索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有益于理解和探索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足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曾卫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