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祭灶神与过小年：腊月二十三的盛况

旧时，人们把腊月二十三视为年节活动的开端，许多地方更将这一天称为“小年”，而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祭灶。家家户户都在灶间设有“灶王爷”的神龛或画像，视其为家庭的守护神，不仅掌管灶火，也体察民情、判别善恶。每年腊月二十三都是灶王爷上天汇报的日子，家家户户都要为他饯行，这是极富代表性的民间信仰，寄托了人们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祭灶

灶神信仰源自火崇拜，早期祭灶多在夏日，《礼记·月令》就记载祭灶之日在农历四月，另在农历十月“五祀”时也一并享祭。也是因为阴子方的传说，才逐渐形成腊日祀灶这一礼俗。宋时，祭灶日期有“官三民四船五”的说法，即宫中、官府腊月二十三送灶，普通百姓腊月二十四，船家则腊月二十五。范成大就有“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的诗句，腊月二十四，正是普通百姓祭灶的日子。明清时期，官民祭灶日期的区分已经渐渐模糊，尤其在北方地区，往往官民都将腊月二十三视为小年，而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却多有保留腊月二十四（船家亦有保留二十五祭灶）的习俗。

清宫祭灶，例设祭品三十三，帝后亲自拈香，颇慎重其事。清宫由宫殿监率各该处首领太监等设供案，奉神牌，备香烛、燎炉、拜褥，奏请帝、后分别于坤宁宫东墙的灶君神像前拈香行礼。传说灶神是一美男子，为守男女大防，女子往往不参与祭灶，而满族风俗和女子地位显然与汉家不同，皇后也是主祭人之一。

清宫灶神姓甚名谁

祭灶的传统由来已久，早期灶神与火神常混为一谈，恐都来源于对火的原始崇拜。先秦时期，祀灶即为“五祀”之一。后这一信仰渐渐人格化，便出现了灶神，民间呼为“灶王爷”，有的地方还同时供奉“灶王奶奶”，使灶王爷有家有室，形象更接近普通百姓。

灶王爷和灶王奶奶

灶神究竟是谁，可也如凡人一般有名有姓？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传说。从火崇拜衍生而来的就有好几种，如认为灶神就是火神祝融，又如认为灶神是时常常出现在灶间的昆虫或精怪。后灶神形象逐步演变，有将灶神形容为掌管灶火的老年妇人，这大概是因为母系社会时期女子地位较高、常由年长女子看守灶火这类重要资源的缘故；也有认为灶神即是华夏族的祖先炎帝或黄帝；等等。这些传说中灶神已被赋予了家族长老、守护神的身份，但依然只是司灶的小神，就职能而言与火神相类。

灶神信仰流传日广，而其形象也渐渐转为普通人，如擅长垒灶且热心调解邻里纠纷的泥水匠张奎、过而能悔的富家子张单等，由神仙精怪变得贴近人间烟火。其成仙经历，都是凡人离世后被玉皇大帝封为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随之而来的，是灶神职司的变化。《太平御览》引《淮南万毕术》言“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郑玄注《礼记》也称灶神“居人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也。”可见汉代时，灶神已经成了掌判别善恶的神祇。灶神造像时，身边也多伴有两位手捧善罐、恶罐的小神，专司人间功德善恶，每年岁末上天奏报民情，玉皇大帝则据其汇报情况降下赏罚，因此又称灶神为“司命主”“灶君司命”等。

末代王爷爱新觉罗·溥杰晚年回忆清宫风俗，曾撰文称清宫流传一首歌谣：“灶王爷，本姓张。一碗凉水三炷香。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查清代刊印的《敬灶全书》，也称灶王爷姓张名单字子郭，想来清宫供奉的灶王爷，原型正是张单。有趣的是，蒙古、鄂温克等北方少数民族所供奉的火神，尽管来源不一，也多选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祀，鄂伦春族更有腊月二十三“送火神上天”的说法，不知是一种巧合，还是也受汉家习俗的影响。

宫里的祭品：黄羊与“关东糖”

嘉庆帝曾在上谕中称洋教之所以为邪说，概因其“不祀祖先、不供门灶”。可见，在清帝心中灶神信仰的重要性。

《帝京岁时纪胜》称腊月二十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祭品则羹汤灶饭、糖瓜糖饼，饲神马以香糟炒豆水盂。”古人重视祭灶，因此无论内廷还是民间，供奉历来丰厚，宋时即有“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米饵圆”之语。后来，灶神司人间功德善恶一说深入人心，百姓为使其在玉皇大帝面前多多美言，专以麦芽糖制成糖瓜、糖饼为供，希望灶神甜甜嘴，多说好话少说坏话，祭祀时更以糖稀涂抹其嘴，使其嘴粘住，不能向玉帝告状，以保一家来年平安顺遂。

宋人祭灶使用的灶糖称为“胶牙饧”，正取其粘且甜的特征。《燕京岁时记》称清代“民间祭灶惟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糖者所以祀神也，清水草豆者所以祀神马也。祭毕之后，将神像揭下，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至除夕接神时，再行供奉。”糖供中又以关东糖运用最广，故其又有“灶糖”之名，有以关东糖沾芝麻做成葫芦形或瓜形，取藤蔓盘绕、多子多实的特点，寓子孙绵延、万代盘长的美意，葫芦更与“福禄”谐音，借此祈求家业兴盛、子孙满堂；也有简单切块，多为三寸长、一寸宽，形状扁平，旧日东北沿街叫卖的“大块糖”即是此，硬而脆，可久存，却少了“粘”的特点，这种糖供又是如何进入祭灶礼俗的呢？

盖因清宫的糖品多来自盛京内务府，祭灶时的糖供也不例外，上行下效，民间也渐染其俗。因其产自关东，京中渐渐将麦芽糖称为“关东糖”，以小米、稗子米、大米、玉米、大麦芽等为原料，经熬糖、起锅、揉糖、拔糖几道工序而成。“关东糖”的引入，给祭灶礼俗留下了关内外民俗风物相融合的印记。

糖瓜和“关东糖”

《燕京岁时记》又称“二十三日祭灶，古用黄羊，近闻内廷尚用之，民间不见用也”。据内务府奏案可知，坤宁宫祭灶一向供奉黄羊。早期是由内府派遣侍卫自南苑打捕而来，道光十一年上谕“著用张家口进到黄羊”，此后遂不再派员前去捕猎。清帝不仅将黄羊用于内廷祭祀，还常赏赐臣工，如乾隆时期的庄亲王允禄、大学士傅恒等亲贵就曾在腊月蒙赐黄羊。

以黄羊祭灶，民间较为少见，但也属汉家旧俗。《后汉书》称“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后人仿效阴子方，将黄羊作为祀灶祭品之一，希望亦能如其一般得灶神庇佑，家业兴旺，后嗣繁昌。数千年后，鲁迅在《庚子送灶即事》一诗中还提到“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所言也是以糖和黄羊祭灶的风俗。

《清实录》中有关清宫祭灶用张家口黄羊的记载。

宫廷承应戏：过小年听什么

乾隆时期社会发展相对平稳，文化领域也是欣欣向荣。乾隆帝曾命庄亲王允禄、词臣张照等人按照节令等编排了特定的剧目，以满足内廷节庆观赏的需要，如元旦的《喜朝五位》、中秋的《霓裳献寿》等。此后凡遇元旦、端阳、中秋、除夕等节令，内廷都排演相应主题的剧目，称为“月令承应戏”。其演出按照节令进行，一般仅为当天演出，如元旦、上元、端阳、中秋等重大节日也有连演数日甚至十数日的情形。承应戏虽包含一些观赏性较高的剧目，但一般而言，其仪式意义大于观赏价值，常用于开场、筵宴之际，以简洁古雅为特点，表达颂圣祈福之义。因为这些承应戏已经形成固定模式，久看就失去了新鲜感，据传慈禧太后对此兴味索然，多不看开场的承应戏，而嘱总管太监算好时间，提醒她在正戏开幕时前来，如果因为算错时间而导致她错过了喜爱的剧目，总管太监就会受到惩罚。

月令承应戏的主角以仙佛为主，如常见的祭灶承应戏《太和报最》《司命锡禧》《仁孝神钦》等；但也不乏讲述凡间生活的剧目，多将文人雅士作为中心人物，《蒙正祭灶》即属此类，展现的是吕蒙正未发迹之时家境贫寒，寄居寺院，在腊月二十四日只能将寺里的糖涂到灶神嘴上应景，将“乱世文章不值钱”的书生郁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灶君传谕》《藏神显圣》说的是范成大家贫苦读，灶神将此事报知玉皇大帝，并将所赐金银放在灶前，待范祭灶时点化于他，谁知范成大安贫乐道，不爱金银，灶神只得另加照应，令其衣食无忧。这些承应戏虽是应节令而作，讲的却是“贫贱不能移”的书生气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汉家文化的接纳。

此外在嘉庆二年、道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恩赏日记档里都可以发现一出很有意思的承应戏，唤做“灶君既醉”。为了让灶王爷在玉皇大帝面前多多美言，不仅可以奉上糖供，涂上糖稀，也可以用酒糟涂抹灶门，索性把灶王爷灌醉，自然就不能上天告状了，因此宋时就有“酒糟涂灶醉司命”“送君醉饱登天门”的诗句。这出承应戏展现的就是“醉司命”这一习俗，十分诙谐有趣。

腊月二十三，送走灶王爷，大家也可以放松放松，蒸花馍、剪窗花、办年货，真正进入过年的节奏了。